北京玩好都是民俗学的一部分，也是传统文化。时过境迁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有的已不能再玩。例如鹰和隼，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如从野外捕来用以猎物，便是犯法。当年捉獾的狗，都从北京住户店铺喂养的所谓笨狗中选出，身强力大，聪明勇敢。如养后提纯，也能成为中国好狗种。但解放后全被捕杀，已经绝种。而且獾也受到保护，不得滥杀。只有在河堤上穴居的会引发水灾，必须清除。但方法很多，不必用狗了。惟有观赏鸽不仅可以继续玩而且应当作为抢救物种来保护，使这悠久文化不在我们一代绝灭。

　　玩蛐蛐，北京过去养家大都斗而不赌。前秋、中秋有时小彩助兴，只有三五斤月饼的输赢。赢者往往放弃不要，用来酬谢局上的工作人员。到了后秋，才有“帮闲”之辈，向养家求借“常胜将军”拿到上海去赌钱。养者珍惜爱虫，很少肯借。即使出借，不收任何回报，也不随同前往，周济穷人而已。所以过去北京养蛐蛐，不失为一种以娱乐为主的玩好。近二三十年，情况大变，蛐蛐已成为赌博的工具。养者不惜出高价买，目的只为赢钱。山东蛐蛐产地，农民一家大小，不种田了，捉蛐蛐比种田收入多得多。过度捕捉，田园荒芜，加上自然环境破坏，蛐蛐退化甚至绝迹。于是另找出蛐蛐的地方。养者绝大多数是赌徒，为了赢钱竟使用许多骇人听闻的怪招、邪招。为在分量上占便宜，竟撤水减食，用电灯烤，等于施酷刑。还喂兴奋剂、激素，甚至喷海洛因等。每次开斗都会引起吵闹斗殴，甚至出人命。政府自然严加取缔，抄赌判刑。每年从报上总可以看到此类报道。总之，玩蛐蛐已被不法之徒彻底糟蹋破坏，不能再玩了。

　　冬日养鸣虫，尤其是蝈蝈、油壶鲁，似乎现在比过去还要盛行，从儿童到老头都从此得到乐趣。但虫具葫芦，主要是用模子范制的。全国解放后，由于社会的变革，政策的限制，中断了三十多年。三十年是一代人，一代人不范制就有可能失传。为了引起人们对这一特种工艺的重视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写了一篇《谈匏器》投《文物》杂志。主编庄敏同志看到文中讲到虫具，认为有玩物丧志之嫌，退稿不用，到1979年才在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刊出。随即有三四十位来访，询问范制之法。但问者多而种者少。北京第一位恢复范制成功的是蒲黄榆的张金通先生。他的葫芦上都凸出阳文“喜”字，因而赢得“喜字张”的雅号。种成后，能售高价，引起天津、保定等地有园艺经验的人仿效。一两年后，种者倍增。现在以此为业的逾百家。京、津两地，卖葫芦的摊肆已列成长街，范制技术也越来越精，虫具外还仿制康、乾两朝的宫廷器皿。我们再也不必为此工艺失传而担忧了。